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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华人的故事(第82篇)“猪仔客”亚九伯的一生作者: 梭罗河

华侨华人的故事(第82篇)
“猪仔客”亚九伯的一生
——来自印度尼西亚迫迁地区的报告
 
文/司马文森   图/网络
 
 
这件事不仅发生在亚九伯一个人身上,发生这件事的地点,也不仅是西爪哇、北苏门答腊或北苏拉威西。因为自从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帝国主义指使下,掀起反华排华的逆流后,类似亚九伯受迫害的人,不止一个,也不仅是在一个地方发生过。
 
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亚九伯,至于他原来的姓名,他已不能记忆了,人家叫他亚九,他也自称亚九。他没读过书,不认识字,不会说印度尼西亚语,只能说简单的当地方言,大半用的是他的家乡话——“潮州话”。有时在和人家谈问题,当地方言不足以表达自己意思时,就夹杂一些潮州话。反正这类事情也不多,因此,他在这个地方侨居了几十年,也不觉得特别困难。
 
他已经有70 多岁了,骨骼很大,手脚也很粗大。从外形依稀可以看出他在年轻时代,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能手。但由于几十年来出卖劳力血汗的结果,身体很快地衰弱下去,驼了背,肚皮下陷,牙齿掉得也差不多完了,双颊下陷,颧骨突出。平时只穿一条满是补丁的短裤(据说还是30 年前做的),加上一条腰布,赤着上身,出门时再加上一顶竹笠,一支拐杖。
 
在10 年前,当他被锡矿公司宣布为“剩余劳动力”后,他只好一个人离开锡矿,带着一只破藤箧,三件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东西:一把锄头,一把砍木用的柴刀,一个旱烟筒,走到离矿区20 多里外的地方,用自己的劳力伐木割草,搭上一个小茅棚,安下家。10 年来,他一直是独家寡屋地住在这儿,好的是地方还不错,从城市通向矿区的公路经过他门前,平时来往的人也都要在他的茅棚下歇歇脚,避避暑。有人向他建议:为什么不卖卖茶水、烟草、水果,增加点收入?他想想,这办法不错,因此除在茅棚后开地种点粗粮、瓜果之外,也卖卖茶水、烟草、水果。每天有两三盾钱收入,也还可以糊口了。
 
有人又对他说:“你的铺子开了没个招牌怎么行?”
 
亚九伯想想,这个意见也挺不错,便说:“请先生代起个名字吧。”那客人便给他起了个“亚弄九”的铺名,又用红纸给他写了招牌。亚九伯并不知道那红纸上写得是什么,只知道他已经开了铺,并且有个招牌了。平时他闲来无事,坐在茅棚下,衔着旱烟筒,望着那块红招牌,笑得合不拢嘴:“谁想得到亚九也有这么一天,开起亚弄哪。”
 
亚九伯开了10 年亚弄,那红招牌已褪成白招牌,又从白招牌变成黑招牌了,而他的境遇依然和10 年前一样,只是背更加驼,面上的皱纹更加多,眼睛开始昏花,耳朵也不大行。身上依然是那件布满补丁的短裤,已成布条的腰巾。来时是一个人,苦守这独家寡屋,现在也一样。
 
从他活到七十几,亚九伯一直是一个人在过活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讨门亲事?亚九伯苦笑着说:“从前苦,讨不起老婆,现在又老又苦,更讨不起。”
 
说起亚九伯的历史,也还有一段辛酸故事。亚九伯虽年老体弱,记忆不清,但谈起过去,倒还清醒,因此,每当有人向他提起,他就会满怀心事地说:
 
“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,那时我还只有18 岁……”
 
18 岁正是亚九伯年轻力壮的时候。
 
当时家乡广东潮汕地区,闹了一次空前大灾荒。粮食当然说不上,就连树皮草根也给那些为数极多的灾民剥食一空。每天都有人饿死、逃荒。官府富户,不但见死不救,还把粮食统制囤积起来。
 
“……那个时候,粮食真比金子还贵重,你们听说过没有,买米论粒,
 
一个年轻闺女,也只能换上一斤半米?”
 
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,有人在传说:要招工出南洋了。据说过南洋不用自己出盘费,每年还有10 大洋工资,订约3 年,满约就恢复自由,亚九伯看到这样一线生机,凭他这一副结实好身子,还不干?他和家人商量过一番,就决定去应招。
 
从此,他远离家园、亲人,赤手空拳地出洋当“猪仔”。
 
“……那时的大洋轮可比不上现在,”亚九伯说,“3000 多人挤在一条小小的船上,地方又黑又脏,密不透风,躺不下,只能背靠背地坐着。吃得坏,喝的水也少,天气热,风浪大,颠簸得厉害,哪像人,就和牲畜差不多!走了半个月船,天天有人给抬着抛下大海喂鲨鱼……”
 
亚九伯凭他那份父母交给他的本钱,总算没给抛下大海喂鲨鱼,他们挨到船靠岸,上了陆地。但是自由又失掉了,他们给剃光头,每个人在胸前给挂上一块木牌,编着号,亚九伯是第9 号,因此人家后来都叫他亚九,停留时间给关在大房子里,出门时一条粗麻绳拴在一起,“猪仔头”既凶且辣,动不动动手打人、杀人。等到他们给赶上山场,又死了一批人。
 
亚九伯和300 多同来的“猪仔头”,给编在一起,分配到一个园丘里去开山场,种烟草。他们白天砍大树,翻耕土地,除草种烟,晚上又给赶在一起关起来。他们住的是以茅草为瓦、树皮为墙的“屋子”,睡的是凹凸不平的竹铺的床,吃的是每天两顿糙米饭,死鱼干,却要干上12 小时至16 小时苦工。“ 力头”又是穷凶极恶,皮鞭不离手,动不动就是一阵鞭子,一顿拳击足踢,有不少人就在“ 力头”一阵拳击鞭打下再也爬不起身来,和人间告别了。至于说每月薪金1 元大洋更是骗人,在“契约有效”期间内,根本没人拿到钱。
 
亚九伯在烟园工作了20 年后,再也不能做粗重的活了,便卷起两件破衣服,带着一颗伤痛的心,被踢出烟园。他在外面流浪了一些时候,得到朋友的照顾,才加入到码头当搬运工人。干了两年,听说锡矿要招新工人,待遇也较好,便又搭船上锡岛,当了名小工。他在锡矿一直干到10 年前,背驼了,牙齿也掉了,再也榨不出多少血汗,才被当“剩余劳动力”赶出来。
 
在这个僻静地方,平时的消息是十分闭塞的。外面在闹什么天翻地覆的大事,照样是没人知道,也漠不关心。生活像一潭浑浊的污水,泛不起涟漪浪花。
 
可是,从那有势力集团据说为了“消灭殖民主义残余”,闹着要取缔州、县首府所在地以外的外侨小商贩以后,消息却异常迅速地传到这儿来了。
 
在这个破烂茅棚里住了10 年的亚九伯,突然也成为消灭“殖民主义残余”的对象了。最早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,是一个经常骑单车来往,并常常在他茅棚里歇脚、喝茶的熟客,那个人无意中问了他一声,以后打算怎么办?亚九伯拿下旱烟筒,露出无牙的大口,笑着回答:
 
“我算什么亚弄?”
 
他感到自在安全,就算他在这10 年来由于辛劳经营赚了一点家当,充其量也不过值三两千盾,还不足以供有钱人家吃顿饭哩。接着,他又加上一句:“要取缔也轮不上我的份。”
 
可是,过了不久,又有另一个过路客人告诉他:“凡是外侨身份的都不许在这儿居住。”
 
这一次亚九伯倒有点紧张,他张大口问:“那为什么呀?”
 
那个过路客拿出报纸对他晃了晃说:“报上说的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。”
 
亚九伯一听又放下心了,他说:“我循规蹈矩地在这儿卖了50 多年命,谁敢说我句什么!”
 
那好心的过路客,临走时劝他还是早做准备。但亚九伯却顽强地相信:人总要讲理,他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,用不着担心害怕。俗话说:平生不做亏心事,夜半敲门也不惊。他还是和平时一样,起早摸黑,衔着旱烟筒招呼过往客人。
 
但是要来的事情终归要来,在一个晴朗的早晨,亚九伯和往时一样拉开门板,打扫“铺头”,准备好茶水接待过往客人,却来了一个穿警察制服、骑“电单车”的客人。那人在亚九伯的“亚弄”门口停下,前后左右地打量着,亚九伯还以为他是平常的过往客人,满面笑容,送茶水、搬椅子:“请坐,请喝……”那客人却一声不响,搬来的椅子坐了,茶水也喝了,但他不问什么却伸手向亚九伯要“居民证”。
 
亚九伯愕然地睁大了昏花老眼,半天弄不清他的意思,这真是大新闻,亚九伯在这儿住了10 年,从来就不知道还有什么“居民证”,他摇摇头。
 
那穿制服的客人有点恼了,他大声问道:
 
“你没有居民证?那还有什么别的证件?”
 
亚九伯除了身上那两件破烂衣服,什么也没有。不过,他当年当猪仔的时候,给人在颈子上挂的那块作为亚九标志的木牌倒还保留着,他提心吊胆地问:“你是不是要看看那块木牌,我的编号是九,所以人家都叫我亚九……”他匆匆地走进“内室”去,摸出了那块已经磨光了的木牌牌,送到客人面前。那客人把那牌牌随便翻了翻就丢过一边,感到不耐烦:
 
“我不要这个,我要检查你的证件!”
 
亚九伯站在一边茫然地摇着头。
 
“你没有证件?”
 
亚九伯苦笑着。
 
“那你怎么来的?”
 
“当‘猪仔’来的呀,先生……”
 
“是外侨?”
 
“是唐山来的呀,先生……”
 
这就够了。穿制服的客人觉得有必要对他宣布命令了,于是他站起身威严地对他宣布道:
 
“我以当地警察的身份对你宣布,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第×× 号法令,凡一切外侨均不许在州、县首府所在地以外地区经营商业。又根据当地军权执掌者命令第× 号,凡一切外侨均不许在州、县首府所在地以外居住。此命令在下达3 天之内执行……听到没有,老头?”
 
亚九伯原来语文水平就不高,再加上法令第× 条第× 条,一切官式文字,他早弄糊涂了,因此当那警察问他“听到没有”,他还是莫名其妙。
 
“你不懂?我再告诉你一次:老头,不许你在这儿住了,3 天内搬走!”
 
这一次,亚九伯可听懂了,他像晴天遇到霹雳,浑身抖了起来说:
 
“先生,我在这儿住了10 年啦!”
 
“我管不着。”
 
“叫我到哪去?”
 
“我也管不着。”
 
那警察一道命令下达就走出茅棚,亚九伯在他后面纠缠着,想求他做做好事,但那个人已跨上“电单车”走了。
 
亚九伯像当年被赶出烟园一样,天昏地暗,不知该怎么办。不过当年还年轻力壮,有“闯”的勇气,此处不留人,自有留人处,现在他是个等死的人了,“闯”了几十年,还只能“闯”到这样,再“闯”下去,他怎样也拿不出勇气。他焦急、心烦,整整地苦思了一天,没吃过东西,无心做事。过往的熟客都觉得奇怪,怕是亚九伯病了?
 
到了晚上,他的心事更多了,几十年来没想到的事情都想起来;长久没流下过的泪水也溢了出来。一晚他没有入睡,才想出一个办法:找朱亚四去。
 
朱亚四是他唯一在矿区认识的,也是当年被卖猪仔来的朋友的儿子。老友死了,他的儿子亚四在一些朋友的支持下,搬出矿区在镇上开了家比较成样的亚弄。这些年来,业务倒相当发达,一家大小过得也不错。亚九伯闲来无事也上镇到朱亚四的亚弄坐坐,吃顿饭,他们都把他当作自家人,而他也把朱家当做晚年唯一的依靠。不久,天就亮了,他匆匆起身,把昨天剩下的饭菜匆匆地吃了,背着竹笠,拄着拐杖,把铺门关好,沿大路走去。
 
从亚九伯住的地方到镇上有20 里地,对他来说,这一点路不算什么回事。可是现在,他有了心事,一晚没有休息,脚酸手软,越走路就越觉得长,从清早出发却到中午才走到。
 
这一天,镇上似乎也出了什么大事。平时是熙来攘往,人气很盛,铺门大开,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却都是人迹稀少,门户紧闭,像是刚刚遇到兵灾疫祸。
 
“那是为什么呀?”
 
亚九伯心急意乱地在大街上加紧脚步走。
 
他遇到一些武装士兵,这是平时不大常见的,他们横提着枪,瞪着闪光的怒眼,好像和什么人都过不去似的,随时都要开枪射击。在街上,又停了不少军用车,车上已装满人,全是中国人,他们挤成一团,炎热的阳光像毒蛇的舌头煎熬着他们。
 
亚九伯心中有事,什么也管不了,他一直朝着朱亚四的亚弄走去。可是,正如他所看见的所有中国人的铺子一样,朱亚四的亚弄也一样门户紧闭。他敲着门,没有人,用力敲也没有人,大声叫也一样,他急了,用尽了气力来叫……
 
一个武装士兵向他冲过来大声呵斥着:“干什么?”
 
亚九伯也顾不了人家的枪口已快碰到他的胸膛,他说:“我找朱亚四。”
 
“什么朱亚四,没有人了,走开!”
 
“他们不是住在这儿吗?”
 
“全赶走啦,老头!”
 
“啊!”亚九伯眼前一阵昏黑,他跌倒在地。
 
这个士兵说的倒是老实话,从昨晚深夜起到现在,这个用中国人血汗开辟出来、由于中国人的苦心经营而繁荣起来的市镇,有八九十家中国人,在新条例下已被分成三批赶走。现在,这些有势力集团正在逐户地勒迫第四批人,也是最后一批人上集中营去。
 
亚九伯在朱亚四铺前喘息着,他想走却走不动,又怕人家用枪托来打他。一个月前,他还曾到过这儿,朱亚四笑口迎着他,朱亚四女人还特地给他做家乡菜,说:“老伯,能吃就多吃点。”一个月时间像转了一眼那么短促,外面的世界却变得这样大,谁想得到?他用昏花老眼望着街的那一边。
 
……在死一般宁静的街上,新的事件又发生了:有一些中国人,从他们世代居留的家被赶了出来,男女老幼全有,武装士兵要把他们赶上军用卡车。有个妇女披头散发,哭着要奔回自己的家,她用嘶哑的哭声叫着:“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家里!”但她的企图没有成功,她给那些武装士兵抓住。她用手捶打,用口咬,在地下打滚,哭,嘶哑地叫:“我不能离开这儿呀!”其他被迫上车的人也拒绝上车。那监督武装迫迁的军官急了,他下了命令叫对这个“有意抗拒”的妇人狠狠地“处罚”一下,因此,进攻便开始了,有人抓着她的头发朝车上拖,有人就抬起她的手脚,像抛一袋什么东西似的抛上车去。她尖叫着,想从车上爬起,跳下来,但车已经开了。……
 
亚九伯用手蒙住眼睛,泪水把它湿满了,他想起朱亚四和他的女人,也许是用同样方法给迫走的。他伤心地拄起拐杖,一步有如千斤重地走出市镇。
 
要走完这段回头路,在这种情形下,对他是更加艰难了。他一步一步地移动着,犹如要移动两座大山。在一日之内,他似乎已老了10 年20 年,耳聋,眼睛也完全昏花。有几次他差不多要和在公路上奔驰的货车相撞,车来了,他看不到,汽笛叫了,他听不到,司机刹住车伸出头来骂:“老头,想死了!”他也一样茫然无知。
 
热带的风雨就像变戏法一样飘忽无常,来无踪去无影,一会是阳光明丽,一会却又乌云密布,大雨如千军万马袭来。
 
一阵暴雨袭来了!
 
亚九伯没有感觉,他照样艰难地、蹒跚地走着。天黑了,更深了。荒野是一大片墨黑,但亚九伯照样走着,他用不着灯光来指引,用不着认清方向,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,他那粗大的脚板几乎和地面的每一撮泥土、每一块石头都摩擦过。走吧,走吧,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,也许……
 
半夜时分,亚九伯才摸到自己的茅棚,他推门进去,没有点上灯,没有吃上饭,爬上那用两块破木板凑成的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床,他躺下,沉思又叹气,他睁开眼,但什么也没看见,只是一片黑暗,黑暗!
 
第二天,在亚九伯的茅棚前,照样有过往行人停止歇脚,但是亚九伯的亚弄却门户紧闭,有人在悄悄谈论:亚九伯也被迫迁了?看来又不像。
 
第三天,那骑“电单车”的警察又来了,他是负了使命来向亚九伯下最后一道命令,立刻就迁移,不然将以武力对付,但是他和所有过往行人一样,所见的“亚弄九”却是门户紧闭。他怀疑也许他遵命搬走了,看样子又不像,便用手敲门,没有答应,他又想:也许他在装死,想混过这一天。好,给你点颜色看看!他提起脚来,用力一蹬,门应声开了,他怒气冲冲地向那阴暗、潮湿的小屋冲进去。
 
屋里什么都和以前一样,但是亚九伯不在了,他能到哪儿去呢?他正待寻找,无意中和一件什么东西碰上头,他抬起头来,亚九伯正悬在屋梁上,对他瞪着眼,吐出长长的舌头,在那干瘪的胸前挂着那块小木牌。
 
他惊呼一声,魂不附体地返身就跑。
 
亚九伯,这个被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当作“殖民主义残余”来消灭的老人,的确是被消灭了,他在从镇上回来的那天晚上,用一条麻绳,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。
 
1960 年 3 月 19 日
(载《新观察》1960 年 第 12 期)
 
作者简介
 
司马文森(1916~1968年),原名何应泉,泉州东街人,中国著名作家。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1934年,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在《申报》、《作家》等报刊发表多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。
 
抗战时期,司马文森先后在上海、广州从事救亡宣传工作。内战时期,投入反对内战的斗争,把港澳和南洋的爱好文艺进步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,并为解放区输送新生力量。其间,司马文森撰写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和小说。
 
1955年夏,司马文森奉派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,1962年底回国后,担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、非洲司司长。1964年,司马文森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。
 
1968年5月,司马文森负屈含冤离世,享年53岁。
 
1970年8月平反,骨灰移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 
校友信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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